习总书记说的“真理的味道”甜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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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首次发表于1848年2月21日，由两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卡尔·马克思和费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起草，是国际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这部著作诞生70年之后，它的首部中译本在上海诞生，译者也是一位三十岁的年轻人，名叫陈望道。到2020年，恰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的100周年。

自1848年德文首版的《共产党宣言》出版，它在世界各地被翻译成200多种文字、数千个版本，成了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随着《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发行，马克思主义的种子被这个译本裹挟着，从上海出发，在中国一步步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因此说，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是我国现代史的里程碑式事件。

2012年11月29日，十八大闭幕两周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特别讲述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陈望道粽子蘸墨水故事。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一周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在1920年9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展柜前，习近平总书记驻足良久、弯腰观看，连称“非常珍贵”，说这些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要保存好、利用好。

为什么是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五四运动以后，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说译文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李大钊、梁启超、张闻天等均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片断，但没有一个是完整的。翻译《共产党宣言》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相信马克思主义，至少精通英、德、日文中的一种语言，具有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那么，为什么是由陈望道来翻译《共产党宣言》呢？

首先要从陈望道和“一师风潮”说起。一师（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风潮的起因是学生创办了《浙江新潮》。这部进步刊物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省教育厅、省府一致要求禁掉《浙江新潮》，并解聘陈望道等四名教员。最终在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声援下，以学生的胜利而告终。这次风潮使陈望道明白了，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实施都是劳而无益的，必须“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

“一师风潮”轰动全国，陈望道在这次风潮中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当时《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与陈望道原先就有书信往来。陈望道又常为《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撰稿。所以，邵力子了解陈望道的日语、汉语和学术文化功底。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北京读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大为激赏，都认为应当尽快把这部著作翻译成中文。通过邵力子的引荐，陈独秀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并寄去了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与此同时，《星期评论》的负责人沈玄庐和戴季陶也打算将《共产党宣言》译出，并在《星期评论》上连载。经邵力子推荐，戴季陶向陈望道提供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供他对照翻译。

正是在上述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翻译第一部《共产党宣言》的任务就落到了陈望道的身上。必须指出，陈望道担此大任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信仰共产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外宾接待活动中，外国记者问他：当时民主社会主义、改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思潮盛行，你为什么会接受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任务？他回答说：“因为我相信马克思主义。”

陈望道如何译出《共产党宣言》？

1920年早春，陈望道回到义乌老家，开始了翻译工作。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陈望道花了“比平时多五倍的功夫，才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没有任何译本可供参考，此前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字也不多，缺乏参考资料和工具书，在翻译中攻克了很多难关。比如，陈望道发现Bourgeois和Proletarians两个词，1906年日文本中译作“绅士、平民”。陈望道斟酌之后译为“有产者、无产者”，这种译法完全符合《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主旨：“社会全体现已渐次分裂成为对垒的两大营寨，互相敌视的两大阶级：这就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陈望道故居

在翻译过程中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趣闻。红糖蘸粽子是义乌人春节传统食物。一日，母亲张翠姐送完餐后，在屋外喊：“红糖够不够，要不要我再给你添些?”正忙着翻译的陈望道应声答道：“够甜，够甜了!”谁知，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却发现陈望道的嘴角满是墨汁，红糖一点儿没动。母子二人相视大笑。陈望道粽子蘸墨汁还连声说甜的“糗事”，被后人誉为“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历时两个月，陈望道终于在1920年4月底完成了这一历史性任务。5月，他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稿带至上海，交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并于8月在上海印刷出版。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对中国革命有何影响？

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共产党宣言》首部中译本首版1000册立刻被抢购一空，成为炙手可热的读物。北伐战争期间，它作为革命军的必读教材，人手一册，随身携带。至1926年，社会主义研究社印行的《共产党宣言》多至17版，更有难以计数的“盗版”，成为名副其实在国内影响最大的共产主义学说经典著作。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面世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陈独秀发函至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和济南等地，要求他们也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或支部，同时寄去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夏天，青年毛泽东从湖南来到上海，他到陈独秀住处拜访时，正好看到了正在校对的《共产党宣言》译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十多年后，毛泽东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露自己思想成长历程时说：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三本书，分别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周恩来在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当众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也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陈望道和《共产党宣言》首部中译本的精神力量一直延续至今。陈望道追求真理、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力量必将不断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