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欣阳 等●夕花朝拾
预测未来,可以说是人类本能的愿望。古代依靠占卜和神谕,现在我们依靠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科学,都具有预测的功能。所谓“温故知新”“数往知来”,都是说,研究过去和现在的事情,可以预测将来。在医学领域,人们也有这样的愿望。
数年来的疫情,似乎有规律变化的气候,好像都在告诉人们,疾病在时间中的发生,似乎有一种规律存在。于是,在汉代,人们创造了一种预测气候和疾病发生的学说——“五运六气说”。
宋代人考证,五运六气说原来不是《黄帝内经》的内容。唐代,王冰把所谓“七大论”补入《黄帝内经》,五运六气说就成了传统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到宋代,甚至出现“不明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的格言。国家组织的医学考试,五运六气说是必考内容。
所谓“五运”,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的运行。“六气”,就是导致疾病发生的六淫之气:风寒暑湿燥火。五行和六气逐年的循环变化,决定着每年的气候,也决定着每年的发病情况,当然也决定着每年的疫情。这就是五运六气说的基本思想。
王冰把七篇大论补入《黄帝内经》的时候,似乎觉得五运六气说不大靠谱,因为各地的风雨旱涝,并不均匀。于是,他把气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分为三段,甚至还顾及高山和平地的不同,以说明气候的差别。但是宋代的医学家们,并不理会王冰的修正,仍然原原本本地按照七篇大论,进行着他们的医学预测。
预测往往不如人意,于是沈括告诫说,气候有正常的情况,也有不正常的情况,必须灵活运用。然而,照本宣科容易,一旦灵活,可就没了边界。于是,著名的理学创始人程颐认为,每年各地的气候不同,五运六气说无法预测。
到了南宋,医生史堪,字载之,著《史载之方》,认为五运六气预测病情是无效的。他认为,人体的气也就是天地之气,所谓五运六气指的是人体之气的变化,与天地之气,也就是气候变迁,没有关系。到了金元时期,医学家们从刘完素开始,把气候意义上的五运六气转变为对人体中五运六气关系的研究,开创了一代新的医风。
到了明代,缪希雍的《神农本草经疏》和张倬的《伤寒兼证析义》,都认为五运六气说与医道无关。从此以后,真正相信五运六气说并用它来预测气候和病情的,就很少了。
科学在发展中,不断产生着新的学说,也不断否定着旧的学说。中国传统医学,也经历着同样的过程。
《黄帝内经》虽然告诫医生,医病不可“拘于鬼神”,但人为什么做梦,中国古代的科学和哲学,都弄不清楚;当时世界上的其他文明,从古希腊到所谓古希伯来文明,也都弄不清楚。或者说,都认为人的灵魂是个独立的东西,它可以脱离人体而自由活动。所以人死以后,它还能独立存在。中国医学也接受了这种观念,并且由此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咒禁术。这是一种巫术。唐代,咒禁术还被正式列为国家承认的医学学科。咒禁术起初主要是用来对付精神障碍类疾病的,后来扩大到其他领域,名医孙思邈的著作、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都有关于咒禁术的内容。
然而也正是从唐朝开始,文献中抨击所谓巫师求神无效、赞颂医药治疗的文字也增多起来。从宋代开始,宫廷中方相氏驱鬼的傩礼,也不再实行了。《宋史·方技传》,一面认为“圣人欲斯民趋安而避危,则巫医不可废也”;一面认为“后世占候、测验、厌禳、荣禬,至于兵家遁甲、风角、鸟占,与夫方士修炼、吐纳、导引、黄白、房中,一切焄蒿妖诞之说,皆以巫医为宗。汉以来,司马迁、刘歆又亟称焉。然而历代之君臣,一惑于其言,害于而国,凶于而家,靡不有之”。这可以说是一篇义正词严地讨伐巫医的誓词。而在上述那些颂扬医药治疗瘟疫的文字中,往往同时抨击巫祝之类。中国传统医学,对巫术的排斥,可以说一代比一代强烈。
到了清代,名医徐大椿著《医学源流论》,上卷有《病有鬼神论》,下卷有《祝由科论》。《病有鬼神论》证明,鬼神也是致病的原因之一,不可否认。《祝由科论》则认为,虽然“祝由”之术载于《黄帝内经》,但那是“古法”,“今已不传”。至于近代的那些巫祝之类,“间有小效,而病之大者,全不见功”。
两千年前,有人说信巫不能治病,说明当时医生信巫的众多;两千年后,却要对鬼神致病进行论证,说明相信鬼神致病的医生越来越少了。巫祝医病,载于经典,然而却说此法失传,说现在的巫祝几乎无效,这也是对两千年来医学实践的总结。两条合一,中国传统医学中的鬼神巫祝元素,是越来越淡薄了。
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医外交:传统、对话与善意》,标题系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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