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伟:“中国新经济文学”浅论

稿源:津滨网 编辑:李伟江 2017-04-17 16:02

陈丽伟

“中国新经济文学”的尝试定义

  普遍认为,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作为用语言塑造环境与人物的文学艺术,来自于生活,高于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文学艺术,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以后的文学艺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而走到21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更是千姿百态。这其中,我想提示评论界关注一个与21世纪的中国经济生活平行出现的文学现象,一个看似朦胧却潮流涌动的文学现象,我将其命名为“中国新经济文学”。

  “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12月30日发表的一组文章中。新经济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新经济是信息化带来的经济文化成果。新经济具有低失业、低通货膨胀、低财政赤字、高增长的特点。通俗地讲,新经济就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经济。

  “中国新经济文学”,顾名思义,自然是来源于当代中国的新经济生活的文学。而中国的新经济生活,众所周知,是从中国沿海开放地带和一些大都市开始的。对于“中国新经济文学”,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尝试去定义它:“以开放地带的新经济生活为背景为素材,塑造典型的新经济生活环境、新经济人物及情感的文学作品。”区别于一般意义的“改革文学”、“新写实主义”等作品,它更偏重改革开放后新经济范畴内的创作题材,并涵盖几乎所有文学体裁。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国新经济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现象,有不少的作家在有意无意间,已经参与其中,并且也已经创作出不少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电视剧等各种体裁。但是,“中国新经济文学”却并未形成自觉的创作取向,也并未得到评论界及其他方面应有的关注、研究,以及发展上的支持。

  “中国新经济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中国新经济文学”的产生,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息息相关的。上世纪80年代深圳、蛇口特区的建立,成为中国最早的外向型经济的窗口,以这些特区经济生活为背景为素材的文学作品,成为“中国新经济文学”的滥觞。

  秦牧的散文《破冰船在破冰前进》(《羊城晚报》1984年7月4日)、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张学梦的诗歌《现代化和我们自己》(《诗刊》1978年5月号)、电视剧《外来妹》等一批作品,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但是,最初的特区里,产业大都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鲜见“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因此,以这些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还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新经济文学”。

  《外来妹》主要描述外来妹这个有着鲜明特点的群体,她们多集中在玩具、服装、电器等劳动密集化企业,但是开放初期,监管机制的缺失,劳动强度极大、劳动保护极低、劳动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此外,由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外来妹还承受着一些特殊的压力,比如教育问题、生育问题等。《外来妹》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直到今天的新经济时代都没有过时,除了艺术上的原因,题材与思想内涵都相当关键,文化冲突中的中国人是如何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是外来妹的问题,也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问题,多年前这个问题存在,多年后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多年后的广东、深圳、上海乃至北京、天津,仍旧有无数的新老移民,尽管“打工”的形式和内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文化的冲突仍然困扰着每一个“外来者”,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思考仍旧交会在他们心中。

  上世纪90年代浦东新区建立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产业技术不断升级,整个中国的IT产业、金融产业等高端产业开始高速发展,制造业也开始向高科技方向大步迈进,“海归”、“呼机”、“大哥大”、“白领”、“软件”、“网络”、“金融风暴”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整个中国日新月异,连普通百姓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时期,以开放前沿经济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在主流文学大潮中,展现着浪花的风采。

  陈雅妮的纪实文学《当代归国留学生》、黎焕颐的诗歌《题南浦大桥》(《诗刊》1992年5月号)、以浦东新区为背景的电视剧《浦江叙事》、以蛇口特区为背景的电视剧《激情年代》等一大批作品,可算作这方面的代表。

  陈雅妮的纪实文学《当代归国留学生》描写的是“一群幸运又不那么幸运的中国人”。这群“典型人物”归来、奋斗的“典型环境”已经今非昔比。作为勇敢的先行者,他们赶上了国家大发展的年代,赶上了求才若渴的用人之秋。这时的中国,已经走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开始大踏步前进,他们因而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机会。他们当中许多人被待为上宾和委以重任,许多人捷足先登地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他们选择了比轿车、洋房更为博大的奋斗目标,追随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以实业、以科技、以革命报国的几代留学生的足迹,以自己的方式融入整个民族奋斗的史诗,也成就了这一时期这一题材很多的文学作品。

  时间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业绩,在生态环境、国际竞争等多种因素的压力下,中国经济、尤其是沿海具有引领作用的经济地带,开始向“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新经济转型。生产方式的转变,经济运行模式的转变,环境保护理念的转变等等,使21世纪的中国沿海的开放经济开始以“新经济”的面目重新示人。与之相伴而生的“中国新经济文学”,开始显出真正的面容。它虽然稚嫩,却显示出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因为,这时的中国,这时的世界,已全面步入一个全球化的新经济时代。

  铁凝的小说《飞行酿酒师》(《作家》2011年第5期)、王十月的散文《寻亲记》(《人民文学》2006年第5期)、邰筐的诗歌《在国贸大厦顶上眺望落日》(《诗刊·上半月刊》2006年12月号)、汗漫诗歌《外滩》(《诗刊·上半月刊》2007年10月号)以滨海新区为背景的电视剧《海阔天高》等许多作品,都可称为这方面的代表。

  铁凝的《飞行酿酒师》看似平淡无奇的一个短篇,却再现出典型的新经济时代的中国社会独特的一个层面,和几个活灵活现的人物。红酒文化、融资、异地建场、小司的海外资历、无名氏姓名中的“无”、名酒说不清道不明的异味怪味、赶潮流附庸风雅的两个橡木桶、造假旧瓶装新酒不伦不类的“学院风”、总统府独家创新的所谓营养价值很高的血燕、这些具体的细节描写或者语言的形象符号,都是这个中国社会进入新经济时代的表征。

  其实,除了上述举出的作品,在同一时期的文坛,同类题材的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也并不鲜见。只是,由于没有一个“中国新经济文学”概念的分辨、统领、粹化,这些作品往往以情感类、社会生活类作品的面目,淹没在众多的专业非专业的报刊杂志甚至网络里。

  “中国新经济文学”的特点

  “中国新经济文学”展现的典型环境,往往在中国沿海的开放地带,或者是经济发达的都市,高度物质化、国际化、高消费、快节奏是明显特征。其生活素材涉及到的往往是那些思想比较前沿、科技比较高端的领域。

  远洋的诗歌《深圳:青春之城》(《诗刊》2000年12月号)这样描绘深圳:我看到各个培训中心灯火通明的晚上/为了考取“英语、电脑——深圳人21世纪的通行证”以及各种资格证、上岗证、合格证、执业证/为了“温工”、“跳槽”,炒掉一个又一个老板的“鱿鱼”/为了最终自己当自己的老板/那些忙碌了一天的“蓝领”、“白领”们/都聚精会神地坐在那里静静地“充电”/我看到酒会、招商会、展示会、洽谈会、新闻发布会日夜在举行/市长们、局长们、经理们、专家们以及老港和老外们等各色人等/频频举杯,唾沫横飞,用普通话和广东话、闽南话等各地方言土话及各种外国话/发出投资邀请,或者大肆吹嘘推销他们最新的产品。邰筐的诗歌《在国贸大厦顶上眺望落日》(《诗刊·上半月刊》2006年12月号)这样描写自己对新经济时代的感受:要想到国贸大厦顶上眺望日落/必须先登上三十六层楼的高空/可以乘电梯,如坐上一块马尔克斯的魔毯/后工业的速度,让你发出对物质的喟叹……对面长途汽车站,刚刚开进一辆大巴/那上面坐着一群,来临沂小商品市场打货的美国佬/坐着你的老哥哥桑德堡,他给你捎来了/治偏头痛的药,和一串芝加哥的辣椒。汗漫在诗歌《外滩》(《诗刊·上半月刊》2007年10月号)中如此描绘新经济时代的上海:对岸,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市锣声响彻世界/东方明珠电视塔高指苍穹/如同某个隐形医生手持巨大针管!//为周围广大地域输液/——输送财经资讯、时尚、先锋艺术所组成的/青春养颜营养液/这混血的城市!这艳异的美!

  “中国新经济文学”塑造的精英人物,往往是在中国改革开放领域、在自己所处的生存环境中处在较高生活层面的人,他们往往是高智商、高学历、高职位,在意识上有着较高的前瞻性,在行动上有着明显的主动性。塑造的普通人物,往往是外向型经济区域里的基层打工者。他们在当代前沿人群中,都具有明显的代表性。

  陈雅妮纪实文学《当代归国留学生》中从日本留学归国,在上海浦东机场建设中崭露头角的陈刚等人;王承刚编剧的电视剧《第一种危机》中经过多年努力,终于研制出一种以中草药为主要原料的抗癌新药,并得到国家有关方面高度重视的企业领导童欣和童钢姐弟;张友高创作的长篇小说《深圳大道》中毕业于北大历史系的高材生、被从国务院秘书任上挖到深圳工作,先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出国进修回来,先后担任新成立的西区区长、副市长的陈达中;郑玲诗歌《斯人难得》中的主人公……限于篇幅、分野与资料的欠缺,我们无法罗列出所有新经济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但我们清晰地知道,这些经作家之手塑造出的人物,正在成千上万的不同作品中,显现新经济文学特有的人物共性。

  “中国新经济文学”描写的事件,基本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之后发生的事件,其他的只不过是作为背景说明或为主要事件铺垫,新人新事,是其明显特征,比如招商引资,融资征地,比如知识产权保护,金融案例,比如外企纠纷,白领奋斗,比如软件开发、股市期权等等,也是纷繁复杂。

  俞天白的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一改当年上海作家只有小家碧玉式作品的文学印象,对上海文学创作也是一个突破,不少人认为这部小说最难能可贵之处是金融人物的塑造,它艺术地形象地反映了金融在经济生活中的枢纽作用。吕雷、赵洪的长篇小说《大江沉重》以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偏僻县如何在新的县委书记邝健童的带领下,通过改革和引资,使城乡旧貌换新颜的故事,把事业的发展和爱情的挫折,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野心家的破坏,以及官场上下的复杂关系都交织在一起,还把情节和人物引向香港的商界和澳门的黑社会,使得小说所展现的生活波澜更见广阔和多姿,更能反映珠三角作为新经济生活前沿地带的特色。柳建伟的长篇小说《英雄时代》以中国1998年的政治、经济宏观格局为叙事语境,正面表现了党和政府在党的十五大关于国企改革、发展民营经济、政府机关机构改革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但它与过去的必然性叙事模式有别的是,作者采取了一种与必然性叙事不同的过程性和可能性的叙事方式。小说并没有按照传统模式表现实行这些政策之后的必然性辉煌,而是正面描写实施这些政策引发全社会各种利益矛盾冲突的错综复杂状况,用一种宏观视角广阔地再现了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叙写出这一时代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况。

  “中国新经济文学”描写的矛盾冲突,与新人新事相伴随,也已脱离传统范围,显出明显特色,比如新的劳资纠纷,很可能发生在外企老板与中国员工之间。新的金融案例,往往是高智商、新政策之中博弈。新的官场斗争,也往往是在新的经济政绩与新的狙击手段之间展开。

  王十月的散文《寻亲记》(《人民文学》2006年第5期)通过自己几次寻找二姐的朴素描写,展示了经济发展与家园远离的冲突,新经济时代亲情的弥足珍贵和面临的重重阻隔,内心的压抑在冷静的叙述中令读者感同身受。电视剧《激情年代》讲述了一群以欧阳鹏为代表的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共产党人,为探索出一条富国强民的道路,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蛇湾这块荒芜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和前所未有的大胆探索与实践。全剧贯穿着新旧观念的冲突、思想碰撞的火花和人物之间情感的回肠荡气。打工诗人郑小琼以自己的多年打工经历和社会体验,完成了《黄麻岭》等诸多反映新经济时代底层生活的诗作,并获人民文学文学奖,评委会给了她的散文很高评价:“她正面进入打工和生活现场,真实地再现了一个敏感的打工者置身现代工业操作车间中的感悟,揭示了铁和塑料的现实与隐喻,为现代工业制度的不健全和反人性进行反思和质疑提供了个人的例证。”这是新经济文学必要的组成部分。新经济文学不都是歌颂的,对新经济时代的社会问题,文学在以自己的方式介入。

  “中国新经济文学”描写的情感类型,往往是伴随经济发展、社会心理变化而有所不同。山盟海誓的爱情在其中可能显得老套,AA制婚姻,周末夫妻,甚至“同志”等都不再大惊小怪。国际化的深入使得很多在西方社会都显前卫的情感方式,在其中可能习以为常。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思想情感的丰富流露,作家们也进入了“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阶段,他们不惜笔墨,将不同类型的生活情感在作品中浓墨重彩,描摹得淋漓尽致。在反映新经济生活的作品中,这点尤为明显。“婚外恋”、“三角”甚至“多角”恋成了作品流行的情感方式。更有“姐弟恋”、“一夜情”、“乱伦”等类似的新鲜情节。导演郑晓龙认为,“一些情感剧的剧情表象属于社会问题,但现在荧屏上夸大、渲染一些社会不良现象,这样会给青少年一种错觉,以为有婚外恋是合理的,也使一些小众夸张为大众问题对成年观众的情感观念也会产生误导。”毋庸讳言,新经济时代,也给社会带来了新的情感问题。现在,几乎鲜有反映新经济生活的作品,其中人物情感都是传统的。有些作家们私下甚至有这样的共识,男主人公身边没有一个疑似“第三者”在作纠结搅合,作品也太平板太不吸引眼球了。

  “中国新经济文学”典型的细节描写,往往最具有自身的特征,也往往是“中国新经济文学”能明显区别其他题材之处。新环境、新人物、新事件、新情感,再加上成功独到的细节描写,“中国新经济文学”即可轮廓清晰地矗立起来。

  曹征路的中篇小说《麻雀东南飞》(《芒种》2008年10期)中写道:“6月9号,是钟迪四十岁生日,本来自己并不重视,却意外收到她的礼物,一只日本产第七代电动剃须刀。当时钟迪把她举了起来,连举三次。但次日清晨,当一张发票从剃须刀袋子里飘然落地,他却半点劲头也没有了。他不知张慧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他不知道。能知道的是,这份情意价值四百一十元。更清楚的是,下回张慧过生日,他的底线是八百二十元。”新经济时代的夫妻关系,不言自明。杨少衡的《祝你幸福平安》(《北京文学》2006年第9期)中写道:“回来路上许丽姗坐卧不宁,总在盼望手机铃响。康镇坤说过会给她打电话,那就表明什么事都没有了。这个电话迟迟不来,让她越发心神不定。回局里上班,一直到黄昏,快下班的时候,她的手机铃真的响了。那铃声让她身子一颤,有如惊雷一声。她迫不及待打开翻盖。”手机的发明,是时代与科技的进步,但发明者绝想不到会让一个贪官的妻子如此心惊肉跳。王祥夫的短篇小说《玻璃保姆》(《山花》2007年第3期)中,对一条狗的食谱有如下描写:“玻璃的食谱比较简单,它的口味是小时候养成的,是一份儿鸡肝,加一份儿白米饭,再加一份儿切得很碎的蔬菜。早饭如此,晚饭也如此,中午的饭却是小鸡胸肉,或是牛肉条儿,是宠物店卖的那种,密封在易拉罐里,一条一条,既酥且脆,张老板的老女人很喜欢喂玻璃吃中餐。那小鸡胸肉放在餐厅的一个抽斗里,只要抽斗一响动,玻璃便会马上应声而至,张老板的老女人会把小鸡胸肉一点一点掰开喂它。”这是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过的事情,即使新经济时代里,也会被一般老百姓认为是穷奢极侈,但是,这些情节,的确真实地存在于作品中,也真实地存在于新经济时代的生活里。

  打造扶植“中国新经济文学”的意义

  伟大时代,文学从未缺席,无论古今,无论中外。这是时代的要求,是文学自身的责任,也是文学存在的必要。无论是兴观群怨的诗三百,纵横捭阖的春秋诸子散文,还是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无论明清小说,还是五四新文化时期的白话文,从文学史来看,“中国新经济文学”流派的出现、发展、成熟、壮大,也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到“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始终与身边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心心相印。无论是春秋战国,魏晋明清,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是如此。而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伟业,更是攸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繁荣复兴的大事。尤其是改革开放进入新经济发展阶段,文学更责无旁贷。为当代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留下历史镜像,是“中国新经济文学”流派的历史责任。

  从进入21世纪几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各地方对大会精神的贯彻,我们看到,从中央到地方,对文学的社会作用有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这是一个国家对一门艺术主动的需要。而作为文学艺术自身,也应该自觉地对一个国家的繁荣发展经济推动,作出力所能及的配合。讴歌改革开放大事业,描绘经济发展新画卷,塑造与时俱进新人物,打造与时俱进新文学,是每个作家、每个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与时代同步伐,踏准时代前进的鼓点,回应时代风云的激荡,领会时代精神的本质,文艺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才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他《在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如火如荼的发展实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旋律,既呼唤文艺有一个更大的繁荣发展,也为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丰沛的动力源泉。”他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四点“希望”。铁凝同志在《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第九次文代会第八次作代会上讲话》中说:“四个‘希望’的落脚点都是‘历史责任’”。我想这希望和嘱托有非同寻常的分量,值得我们每个写作者郑重思考和反复掂量。历史给了我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我们是不是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把握时代深层脉动的力量?”

  笔者认为,“新经济”至少是“时代深层脉动”之一,认真把握它,描绘典型的新经济环境,塑造典型的新经济人物,讴歌崭新的新经济时代,打造成熟的“中国新经济文学”,是当代作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中国新经济文学”的困境与前瞻

  目前为止,“中国新经济文学”还处在不自觉的发展阶段,或者叫流派初成期,还没有形成一个作品轮廓清晰、作者成熟壮大的流派。不少优秀的新经济文学作品,散落在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里,没有一个系统的、有目的地挖掘、整理、研究和提升。也有不少作品,有对新经济生活描写的优秀章节,但整部作品则不太像纯粹的新经济文学。有些作品虽题材纯粹,却又过于灰色,没有新经济带给我们的应有的阳光。从作者队伍来说,即使有些作家已经在这个领域笔耕已久,也缺乏“中国新经济文学”这个概念的统领。作家们主动地、有意识地创作,大量的、高水平的新经济文学作品的涌现,还远未到来。有些作家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却缺乏新经济生活素材和体验,而有些处身新经济生活前沿的作家,要么创作能力有待提高,要么创作时间无法保证。这一时期,评论界进一步对“中国新经济文学”的关注、研究、引导、宣扬,各层面、各机构的重视、扶植,显得尤为重要。

  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伟大时代造就的伟大文学,必然会如期而至。这点,历史告诉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很多作家,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中国新经济文学”创作的主力。大量的作品,即使是不自觉的,也在不断涌现。比如,一批批老中青作家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当代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大量的新经济文学作品自然地在其中涌现。又比如,网络文学等借助新的传播方式扩散影响的文学作品加大了文学在当代的社会作用,也吸引更多的业余作者加入到当代文学创作的大军中,新经济文学作品也自然地在其中孕育勃发。在“中国新经济文学”的勃发时期,梳理、总结、引导、提升,将成为评论界及有关机构的重要任务。

  当然,任何题材的文学作品、文学主张在不同历史时期也会有自身的嬗变。“中国新经济文学”能否永葆旺盛的创作力、生命力,能否在未来的历史时期长久成为文坛的主角,取决于时代的发展,取决于国家的发展,取决于文学自身的发展,也取决于每一个文学艺术工作者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