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槐

稿源:津滨网 编辑:李勇 2017-12-25 10:55

马步升,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散文委员会委员。现任甘肃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天水分院院长、研究员。著有小说、散文和学术论著约600万字。获中华人口文化奖,老舍散文奖,汉语女评委奖,敦煌文艺奖等二十多项。曾多次担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骏马奖、施耐庵文学奖等国内文学大奖评委。

  华夏大地树木种类多不胜数,而在树名前冠以“国”姓者,则少之又少,获此无上荣耀者,国槐是其一。国槐原为华夏独有,此后引植域外,渐成普及树种,一如中华文化,根源于神州大地,而润泽于五洲万方。大约是,国槐在中华文化传统中的特殊地位,因之,这种并不名贵的树种,成为某种华夏精神的象征物,论其数量,广布天下,论其树龄,号称古槐者,遍及东西南北中。在众多古槐中,以甘肃崇信境内之“古槐王”为最,树龄高达三千二百年。

  上溯三千二百年,时间的触角便直抵商代晚期,那么,“古槐王”若是一部史书,承载的可是大半部中华文明史。崇信位于六盘山之东,以西北各县普遍拥有的国土面积而言,崇信属于大西北地域最狭小的县份之一,这里好像也没有足以耸动视听的人文物产。也许,正因为其蜗居一方,自然环境保存良好,所谓弯道超车,正好赶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最新时代理念。据调查,崇信境内树龄在三百年以上的古槐多达数十棵。纵观域内域外,许多古树名木之所以渡尽劫波,能够存活到今天,离不开两个因素,一是僻居人烟稀少之地,二是寄身于名胜尊贵之所。而崇信县的古槐,只有一棵树龄与“古槐王”同为三千二百年的古槐,身处唐朝开国元勋徐茂公衣冠冢院落中,别的都在人烟扰攘的村庄里。而徐茂公衣冠冢不过是清朝道光年间建造,恰恰因为这棵国槐处在这样一个尊贵之地,它的尊贵的主人并没有神力法力保护它,在一个特殊的年代,被一群疯狂的人挖去大半个身躯,并试图放火烧毁它。然而,也许这棵国槐的主人曾是国之栋梁,真的在冥冥之中,给它注入了什么神秘的生命力,它用仅剩的少半块身躯和几支根系,顽强地活了下来,半个世纪过去,仍然枝繁叶茂,并且呈现出老树新花的气象。

  崇信县境为什么有这么多古槐存活,很多人试图为其寻找理由,地理的,地形的,气候的,等等,都可能成为古槐存活的条件,但,华夏大地上满足这些客观条件的区域真是太多了。当客观条件不足以构成排他性的要素时,我们不妨回到主观本身。崇信赵湾村是一个拥有上千人口的村庄,地处大路边,村头打麦场边有两棵国槐,树龄都在千年以上,两树相距数十米,并排耸立村头,树冠相接,树干中间空地上有一间矮小土房,说是山神庙,里面空空如也,并无有名有姓神主。就是这座毫不起眼,也显得很不严肃的山神庙,不仅是整个村庄的尊贵之地,也是两棵古槐的保护神。村里人说,这两棵槐树是村里几代人的救命树,在非常年代,槐树皮救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命。果然,树身上坑坑洼洼,刀痕历历,在诉说着非常岁月。他们说,也曾有人要砍伐槐树,但任其如何努力,锯条却无法深入。细看,锯痕宛在,树身无伤,不过是为槐树增添了些许沧桑感。因这两棵槐树高大辉煌,每年的槐米极其丰硕,但手头再缺钱,或者再爱钱的人,从无一人爬树采摘槐米。攀爬古槐行为本身,如同侵犯神灵。

  有人会将此类行为视为迷信。假如迷信可以制约人们的某些不良行为,起到法律和规矩起不到的作用,也没有什么。何况,崇信本地人对古槐的热爱和膜拜,更多的来自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又形成日常习俗,产生了善意的结果。比如,被命名为“古槐王”的那棵树龄高达三千二百年的古槐,能够存活到今天,与其说是自然奇迹,毋宁说是人文奇迹。古槐王仍然与村民生活在一起,巍然耸立于村落的旁边,真可谓冠盖如云,周围是农田,天热时村民在树下乘凉,一年四季,孩童在树下玩闹,家禽家畜在树下嬉戏,各种鸟儿在枝叶间穿梭,四个喜鹊家族将自己的窝分别搭建在四根树杈上。人说大树底下不长草,可在“古槐王”下,却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从树根开始,各种植物混杂着生长,半人高低的,淹没脚腕的,隐花植物,显花植物,挤挤挨挨,密密实实,走在上面,如同踏在海绵上。而树上,更是生命界的奇观,杨树、花椒、五倍子、小麦、玉米等九种植物寄生在古槐的树杈上,都显得生机勃勃。

  这是以“古槐王”为中心,缔结起来的一个完整的互相依存的生态系统,如果这棵古槐真的担当得起“王”的名头,那么,围拢在它周边,树下的,树上的,植物,动物,也许还有人,都是一个不可拆分的共同体。包括“古槐王”本身。正是秋末,我慕名来访。眼睛看得见的所有景观,专业人士早已以数字的精确昭告四方了。树龄三千二百年,树高二十六米,主干基径三米,最大胸围十三米,树冠东西约三十四米,南北约三十八米,占地二点一亩。可是,当我凑近树干详细观察时,我宁愿相信,“古槐王”是由至少三棵槐树组成的。有可能的是,最初,三棵槐树幼苗呈丛生状,一棵与一棵有着一定的距离,渐渐长大后,互相间的距离被缩短,继续缩短,直到合为一体,乃至互相嵌入,变成一棵树。然而,互相间还是有缝隙的,我是从树干上的不同颜色发现这一秘密的。树干开叉处,堆积着厚厚的腐殖质,雨水渗漏下来,完整的树干是干燥的,树皮纠结,篮球大小的几颗树瘤狰狞犷悍,像这样坚韧的树皮,雨水不可能侵入到树干的肌体中去。然而却有三道水流的印痕深刻地嵌入树干的凹陷处,并且,贯穿到树根。细看,那是树干与树干的结合部。

  我不明白许多专业人士为何没有发现这一秘密。难道是发现了守口不说,担心由此损毁了“古槐王”的王者威仪,或者是只顾了叩问“古槐王”的客观形象?我为我的发现而兴奋。三人成众,三木成林,抱团取暖,在互相竞争中成长,在互相竞争中成己成人,也许,这才是“古槐王”获得长寿的真正秘密。人是社会的动物,动物植物何尝不是在群体中繁衍生长并且壮大的呢。崇信县境几乎所有古槐的枝条上都挂满了红布条,一棵古槐就是一方民众的精神寄托,一根红布条,就是一桩来自心底的祝愿,对幸福生活的期望,对灾难的趋避,对不可把握命运的祝祷,都在那根红布条上,而只要古槐还活着,还在身边卓然挺立着,那么,一种安全感便会油然而生。

  其实,对古槐的膜拜,正好说明崇信是一个文化传统深厚之地。这里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悠远的文化传统,像境内潺潺不绝的汭河、达奚河和黑河,流淌在血脉中,传承于民俗文化中,形成为一种牢固自觉的日常行为。因膜拜槐树,而爱护槐树的幼苗,一代代的热爱,使得幼槐成长为大槐,再修成古槐。崇信人崇尚槐树,是与华夏文化传统相一致的。槐树在华夏文明传统中向来有着独特的地位,在遥远的周代,伟岸尊贵的王宫前便种着三棵槐树,大臣上朝时,地位最为尊崇的三公便分别站在三棵槐树下,等待天子的召见。这三公便是太师、太傅、太保。而这三种官职名号一直延续到后来,虽然其各自的职掌权力,各朝代有所不同,但其名号本身从来都是位极人臣的象征。也因此,后世以三槐比喻三公,并由此延伸出许多特殊的称谓。槐鼎,三公或三公之位,槐位,三公之位,槐卿,三公九卿的代称,槐宸,帝王的宫殿,槐望,声誉卓著的公卿,槐绶,三公的印绶,槐岳,朝廷高官,槐蝉,高官显贵,槐府,三公的官署府邸,槐第,三公的宅第,如此等等,以槐树为中心,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带有强烈排他性的称谓系统和话语系统。

  槐树毕竟是生长于华夏大地上一个普通树种,其指涉的意义,非帝王将相所能完全垄断,而如果与普通民众的现实利益和内心期许完全隔绝,则会失去民众基础,其象征意味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槐树成长为古槐的几率便会无限降低。由宫廷官府到民间,槐树渐渐地衍变为华夏民众共享的一种用来励志的象征物。已经取得功名,位列朝廷重臣者,便在自家庭院旁边植槐,号称槐门,既是身份地位的标志,也是奉事帝王怀柔百姓的宣示。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普通人家在庭院中栽植槐树,旨在激励子弟,或寒窗苦读,或效力疆场,以此途径猎获功名,挤进槐门之列。唐代科举制度确立以后,更为寒门子弟开辟了进身之路,于是,槐树与科考结缘,开考之年称为槐秋,举子赴考名为踏槐,考试月份则是槐黄。因此,民谚说:槐花黄,举子忙。科举考试是国考,为朝廷选拔经世致用人才,这是高官显宦人家子弟一个有脸面的金字招牌,而对于普通人家子弟,几乎是改变社会身份的唯一出路。在槐花黄时,神州大地的举子赶考正忙,“大江东去,长安西去,为功名走遍天涯路”,有得意者,便有失意者,士子们便望槐而感怀,目睹槐花盛衰,而咏叹人生之起伏。因此,便产生了许多以咏槐为名义的咏怀诗。李频在《送友人下第归感怀》中写道:“帝里春无意,归山对物华。即应来日去,九陌踏槐花。”有伤感,有安慰,也有达观。晚唐大诗人、花间词代表人物之一韦庄在《惊秋》一诗中写道:“不向烟波狎钓身,强亲文墨事儒丘。长安十二槐花陌,曾负秋风多少秋。”韦庄在大唐王朝崩溃后,虽出任过五代前蜀小朝廷的宰相,但功名之路相当坎坷,在唐朝时,屡试不第,六十岁时才考中进士,他的望槐而伤怀,应当不是无病呻吟。晚唐著名诗僧齐已在《答长沙丁秀才书》中写道:“月月便车奔帝阙,年年贡士过荆台。如何三度槐花落,未见故人携卷来。”虽寄身僧庐,却并未放下俗事,即便自己放下了,也替他人放不下。在槐花变黄季节,携卷赶考,总是读书人的一件大事。当然,也是国家大事。白居易一生写过有关槐树的诗大约十首,不外乎,望槐而感怀,咏槐而咏怀。苏东坡更是在咏槐而咏怀中推出千古名句,这便是《和董传留别》一诗的前半部分:“粗僧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厌伴老儒烹瓠叶,强随举子踏槐花。”“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句,激励着多少人囊萤立雪,万里路万卷书,九陌踏槐花。

  华夏子民对于国槐的尊崇还不只限于什么功名利禄。槐树皮在万分困顿时,不知让多少代的多少人渡过了生死关,而槐花可以入药,食用,做染料,也是一种重要的蜜源植物,槐米更是一味药,这在《本草纲目》等医典中都有明确记载。由实用到象征,再由象征到实用,国槐的意义在无限扩展,几乎浸透了人生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槐树被视为吉祥之树,向有“灵星之精”美誉,并且有“公断诉讼之能”,因此,便产生了不少“树槐听讼其下”的故事,戏曲《天仙配》中便有在槐树下判定婚事,后又送子于槐下的桥段。

  当一种普通的树种被赋予文化的意义后,这种树便不是这种树本身了,而文化,尤其是本土文化,无不扎根在大地深处,扎根在民族民众灵魂深处,这种树由幼苗而大树,由大树而古树,历千年劫波而长生者,非独树种有多么优越,而在于与本土民众精神情怀的契合度究竟有多高。崇信不过是西北大地六盘山东麓的一个蕞尔小县,其县名最早得之于中唐时期的崇信军,由李元谅开筑。李元谅是今天的伊朗人,自小被宦官收养在唐朝宫廷。“安史之乱”后,大唐衰弱,边患频发,军阀作乱,李元谅受命镇守崇信一带。他爱兵爱民,有勇有谋,战功显赫,出任陇右节度使,被李唐王朝赐姓李氏,受封武康郡王,后因积劳成疾去世,崇信民众则为他建祠塑像,代代供奉,以感念他的“开拓疆土,修筑镇城,德被民生,感恩王功。”而李元谅所筑崇信城,其寓意为:尊崇诚信,保境为信。只要有功于国家,有德于人民,有信于职责,无论出身如何,也无论哪国人,有了这几种品质,便会受到人们的永久怀念。西汉有金日磾(读音midi),大唐有阿史那社尔、李元谅,现代有白求恩,等等,都是由异域人士而升华为中华栋梁。尊崇诚信,尚德守道,也许,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需要的就是这种大境界,大情怀。在崇信大地膜拜古槐的日子里,我也在收听收看十九大报告,仰望一棵棵历尽沧桑仍然生机勃勃的古槐,我不由得时时感叹:

  国槐,国之槐,大国之胸怀,大国广民之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