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文学值得文学界高度关注

稿源:津滨网 编辑:李勇 2018-01-29 09:38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何建明

  我是搞报告文学的,对中国的经济、新经济形态可能比其他的作家可能更有切身的体会。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放在世界范围就是一个新经济的形态。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以40年时间改变13亿人口这样一个大国,从落后走向世界第二强,这样特别大的新经济的形态,这是世界的课题,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不仅仅是文学界。

  我们今天谈新经济文学,文学毫无疑问也在这个经济进程当中,这是我们作家自己研究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大概念,作家陈丽伟提了出来。两年前他请我写序,看他的《中国新经济文学概论》这本学术著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创新,是非常具有独创意义的学术大问题,尤其在文学界,毫无疑问是一个从来没有人专门提出过的思考,是值得我们文学界高度关注的。

  新经济是中国的一个大形态,在这个形态当中,我注意到陈丽伟更多关注像滨海新区这样改革前沿的经济,当然他也延伸了这个概念。如果说中国的新经济是这样的状态,它下面应该还有几种新经济的形态:一是中国特区式的经济新形态,改革开放最早、最有影响的以深圳为代表的,还有珠海、后来的浦东等等。二是跟天津滨海新区一样的工业园区式的新区,比如说我的老家苏州工业园区是跟新加坡合作的,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当中,每天可以创造一个亿的GDP,这也是空前绝后的。第三个形态,中国和西部的崛起,这也是中国新经济形态当中的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形态。这三个形态之外,今天又出来一个特别大的形态,这也是最近我一直在写和考虑比较多的,就是国家用几年时间完成将近一个亿贫困人口地区的脱贫攻坚,这也是空前呈现的新的经济形态。而在这几个新的经济形态当中,我发现每个形态都可以提供很多很有意思的思考。

  如果研究中国新经济文学,第一个问题要弄明白中国新经济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状态,这是文学界要特别研究的,如果不研究这一点,我们对中国的新经济这个概念就不是特别清楚或者定义就不很准确。

  第二个问题,作家在新经济当中如何面对。

  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干这个角色十几年时间,一直有深深的危机感,中国的作家跟现实生活,特别是跟经济工作的这种关系是远远脱节的,或者说是门外汉,非常非常不了解,或者说很多作家自以为是,不想去了解和接触这一块。其实是什么问题?还是本身的恐慌,没有这种能力去融入我们的大的经济潮流。因为这个发展太快了,作家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远远跟不上尤其像开发区的、特区的这种变化。时间一闪而过,滨海这个海滩曾经那么荒凉的地方变得如此美丽和壮烈,这样的状态对我们作家来说是本能的恐慌,我们根本没有这种能力适应这种飞速发展的时代。生活在祖先留给我们的黄土地、玉米地上,我们可能还有所作为,除此以外,我们缺少对飞速发展的、以经济为代表,经济当中又以科技为龙头的新经济形态的了解,这是中国作家致命的弱点。

  有时,作家常常拿出自以为是的理由安慰自己,就是我们要跟生活保持远距离。其实我在想,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与其为了感受曾经的少年时代、我们的父母时代,甚至爷爷奶奶辈的时代我们根本不了解的那种生活,还不如感受我们今天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作家存在的、自以为是但其实我们离得很远的这个时代,我们在本能、态度、意识、价值观上与之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来研究新经济文学是特别有意义的事。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如果不思考我们有愧于这个时代,因为这个时代赋予我们很多东西,而我们文学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没有感情,不去关注,我们对得起这个时代吗?显然,我们对不起!

  所以,一说到新经济文学,我就深深感觉到这点。比如2017年我写了一本《那山,那水》,就梳理出了习近平总书记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概念。因为我写的浙江安吉那个地方的变化让我吃惊,那个地方离我老家苏州非常近,在那之前我不知道安吉这个地方,非常穷的山区县,这十几年在习近平总书记这一句话的引领下,成了一个如诗如画的新天堂,我名之为“第三天堂”。这个地方的书记说我开玩笑,我说等着瞧,西湖杭州之所以伟大,不过因为有两个诗人的两句话,你不要小看我这一句话。十九大以后,我再去看,县长非常高兴,他说我的话值1000亿。

  刚才说的这四个经济新形态,我是把扶贫也放入其中的。最近我一直在贵州毕节最穷的地方采访,我们多少年没有完成的扶贫,最近两年发生了一个变化,一个企业花了110个亿,用了两年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养了10万头牛,解决了10万贫困人口的房子,这房子比我家住得还好。我想不到这么落后的地区经济发展如此迅猛,可以说是1000年的跨越。

  而这种变化发生以后,作为文学来说,我们有没有关注,作为社会学来讲,我们有没有关注,在这个过程种种,比如说滨海新区这个地方原来是移民城市,现在成了高科技聚集的区域,连航空航天领域优秀的企业和科研人员都在这个地方,所以这块土地上发展的变化也值得我们去书写。我不知道陈丽伟是不是本地人,如果你是本地人的话,当年你爷爷和父亲在海滩上爬来爬去,今天你和你的儿子已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这个过程当中,作家是否研究了他们这些人的形态,这些人的情感,这些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呢。

  所以,书写新经济文学,是今天历史、时代赋予我们作家的特别重要的大课题。

  第三个问题,新经济跟文学之间的关系。

  任何经济、任何新的形态的经济都跟文化或者跟文学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可以看到这样的两种作品,一种是思想解放的那种,压抑迸发出来的一批优秀的小说,包括《乔厂长上任记》等作品,都是非常好的表达。还有一种是《哥德巴赫猜想》,一部作品使得中国一个科学春天到来。这部作品为什么邓小平亲自批示,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这就是文学对经济的影响,文学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所以文学和经济、经济和文学是互动的关系,今天我们既研究新经济形态下的文学现象,还要回过头来文学在这个经济时代当中起到的作用、先导的作用。新时代当中,这样的思路依然适用,我自己也在实践这方面的东西,这给我们的创作会带来很大的思考。

  中国新经济形态下的管理制度、人的自觉的程度,还没有适应新经济形态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想象不到的、飞速的、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很错综复杂的社会形态。文学如果参与进来,关注这个,我们会发现它是无限的题材宝库,它是改变中国作家现在天天写的那些农耕社会作品的突破口,它是一个高地,是中国新经济形态带给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一个大宝藏。

  现在有了中国新经济文学这样一个很好的概念,如果我们把它做大做扎实,做得既有成果,又有效果,我们就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使命,对以前的文学形态也更值得反思。我更多思考这个概念对中国、特别是十九大以后的新时代,中国从一个有饭吃到一个国际舞台中央的强盛大国的意义。新经济形态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大课题,把这块研究好了,我们也就更好地完成总书记在作代会、文代会上交给我们的使命。这个有特别的意义,作家协会,甚至整个文学艺术界都要关注,这是我们时代的需要,也是文学的需要,也是作家们包括我个人的期待。